有关仁夫公父子年龄及其他（六）

（三）、关于仁夫公是否“翰林”

有宗亲质疑仁夫公是否“翰林”？ 讥讽是在瞎吹。

姑且不去探讨数百年来，永新南城村仁夫公本家脉系宗祠“种德堂”，树匾“翰林第”，是为“不忘先贤、弘扬祖德、激励后生”，还是自我标榜、欺世盗名、世人白眼。其孰轻孰重，难道前人敢不掂量掂量，就敢乱树牌匾，而且是在封建礼法极重极讲究的明、清社会。

敢于怀疑，质疑较真，倒也没什么不好，通过此，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理解仁夫公。真正达到“不忘先贤、弘扬祖德、激励后生”的本意和初衷。

【质疑】：“翰林观政不是翰林。是在翰林院实习的意思。翰林在任何朝代，品级皆不低于从七品。……而仁夫公从翰林院实习出来，才去任了正九品的书院山长，……仁夫公到老致仕才是一个从七品的将仕郎儒学副提举，也说明仁夫公不是翰林。”

【探讨】：

首先，应明确仁夫公是由泰和推荐，“奉诏”入的朝。

请看，仁夫公自述：“至元间，从师泰和，时奉诏求贤，泰和荐予归朝，屡中首选。”

君不见：“时奉诏求贤”，就很明白地指出了时间，是当时（1286）侍御史程钜夫奉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一次用汉文写的诏书，到江南寻觅人才的。这是有史明确的。不是其他时间，这是肯定的。（《武陵龙氏显仕实录》对此补充“程钜夫”是可信的。） “泰和荐予归朝”，当然也就是这次（1286），文句很明白。

再来看元朝的翰林院是怎么回事儿。

元朝“翰林国史院”——支撑大元帝国门面的最高文化机构，缓和民族矛盾、特别是笼络汉儒的“黄金屋”，“储而不用，收拾汉人、南人文化精英的“白玉堂”。

撑门面，汉人受利用，而不被重用，这是元朝一贯的民族歧视政策。

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在首任翰林学士承旨、金朝状元王鹗的建议下，先设立了翰林院，然后又立国史院，二者合为翰林国史院。自唐朝中叶设立翰林学士院以来，历宋、金两朝，起草诏敕一直是其首要任务。余力所及，亦时而兼任编书、修史一类活动。但正式将修史职掌并入翰林，则始于元朝。它不再是比较单纯的中枢秘书机构，而成为一个主管范围更为广泛的国家高级文化机构。史料中记载它的职掌主要为“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三项。起草诏敕任务已退居第二位。修史为第一要务，却并没有修出什么史著。备顾问，也仅是少量、个别而己。

“蒙古翰林院”的设立，“翰林国史院”更成了一个“喝茶”的地方。

八思巴蒙古字颁行后，在翰林国史院内专门设立了“（蒙古）新字学士”，负责用八思巴字起草或翻译诏敕。到至元十二年（1275），分置“专掌蒙古文字”的蒙古翰林院。自此之后，大量诏敕文书改以“圣旨”的形式经蒙古翰林院草拟并翻译，然后下发。“中枢秘书”就全由蒙人掌管，把汉人撇开了。

【八思巴蒙古字——早前蒙古通用塔塔统阿所创行的畏兀儿蒙文。因蒙人较汉地先接触藏域喇嘛教，成吉思汗立藏传佛教一代宗师八思巴为国师，所创立的一套新制蒙古字。依仿藏文字母变化而成。共有42个字母（母音10个，子音32个），方体，直书。这说明了东方藏印语系，有基本相通之处。但它就是个音译，好似我们现在的“拼音字母”，只起到注音的作用，故后来也就废了。】

【1269年颁行八斯巴新蒙文，“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合达事”。“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国字副之。”成为元代官方文字。其年7月，先后立诸路蒙古字学和国子学。1271年京师设立蒙古国子学。国子学以许衡、王恂为教授。蒙古国子学选在朝的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子弟入学，教本采蒙译《通鉴节要》一书。学有成者，经过考试，量授官职。有资料说仁夫公于成宗元（贞）（1295） 仁宗（延）祐（1314——1319）年间，朝廷以蒙古字学新一代之制，仁夫因进《古韵辩证》一书，升任陕西等处儒学副提举。此可见仁夫公潜心学问，其他我们暂不论。】

用这种创制的蒙古新字，可以拼写其它各民族的不同文字。只要用八思巴文写一篇蒙古语的文章，给一个懂八思巴文而不懂蒙古语的汉官去宣旨，这样便达到了一种保密性！

这说明了统治者的蒙古贵族，极力想用自己的体系来维持统治。

主要任务的国史不见修，而用汉文文言创作的诏敕范围日渐缩减，翰林国史院起草诏敕的任务也因而大大减少，即使将撰写礼仪文字和奉旨碑文这些“应制”任务都算在一起，再加上修史书、备顾问另两项职掌，翰林国史院的日常工作量仍然十分有限。元朝大量的记载都说翰林词臣“多暇，日得考古论文”，“制撰寡尠，无可事者”，“夙夜虽欲求细劳微勤以自效，而亦无有”。与中央各行政部门不同，他们不须每天坐班，而是“十日之间仅聚三日，一个月有二十一天闲居私家，……况九日完坐，只不过行故事同杯酌而已”。完全是一个喝茶下棋、吹牛谈天，“养老”的闲散机构。

而且，蒙古贵蔟统治集团始终奉行极端的民族歧视政策。即使元世祖忽必烈用汉人、习汉法，也仅是利用汉人为他统治服务而己。并未自觉努力融入汉文化圈，忽必烈都还得依靠翻译才能弄懂汉文，就更莫说大多数蒙古贵族还是文盲。但他们都执掌一把手的权利，即使汉人、南人较多的翰林国史院等文化机构，也是如此。要职都是蒙人。汉人无论怎样都只能任副职，又大多是基层、下级职务。

说穿了，它就是一个为蒙古贵族统治者撑门面，笼络汉族文人，缓和民族矛盾，并把大量汉族文人精英储而不用的地方。凡重要机构和部门，不让汉人和南人涉足，即使容纳汉人和南人的部门，往往大多也只能在基层，任中下级职务。能在高层任职，得到皇帝信任和重用的，是少之又少。

虽然有元一朝，据有关史料，上下各族官员，也不乏多少能为民作点想的。但元朝廷整体极端的民族歧视，残酷的民族压迫，蒙古贵族集团和统治者、官僚阶层横征暴敛，把人民视为牛羊。思想、文化上不如前朝辽、金统治者汉化，也正因如此，即使个别如忽必烈，以及后来的仁宗、文宗等几朝在汉儒培养下的皇帝，也并未背离他的基本国策，致使蒙元帝国在中原统治不过98年就被风起云涌的各地民众起义赶回了漠北。

当然，元朝一些皇帝的“政治秀’，也是相当出色和成功的。

如忽必烈十请王龙泽。

【王龙泽(1246-1294)，字极翁，一字潜渊，号静山，宋末婺州府义乌县赤岸(今义乌市赤岸镇青口村)人，是宋朝第一百一十八个即最后一个状元，也是义乌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状元。

王龙泽师从义乌名士石一鳌，与黄溍同为其弟子，后入太学 。

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王龙泽29岁，中甲戌科春榜状元。同年七月，度宗病逝，其子赵(xian)即位，年仅4岁，是为恭帝。时元大将伯颜挥师南下，面对内忧外患，国势日危的局面，恭帝君臣回天无术，计无所施，正如当时京城民谣所言:"龙在泽，飞不得;万里路，行不得;幼而黄，医不得。"其中的"龙在泽"即指王龙泽，"万里路"即指榜眼路万里，"幼而黄"即指探花胡幼黄。

王龙泽中状元后，官授承事郎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德佑二年(1276)，元军进攻临安(今杭州)，恭帝君臣投降，宋朝遂告灭亡。

忽必烈对其甚为器重。十多年以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由前宋朝丞相留梦炎推荐，忽必烈特许之以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之职，并差人备马亲去青口村相请，如是近十次。王龙泽感于元世祖之真诚，遂出山为官，临行前赋言志诗10首，其中《留别亲友诗》曰：姓字何缘彻藻旒，束书去作广陵游;律条惯习三千牍，民瘼徒闻二百州。未有涓埃裨国论，肯将温饱为身谋;梅边一酌轻成别，洛社他年共唱酬。

王龙泽到任后，尊贤敬老，剪除豪强。时适逢蝗灾和旱灾，百姓苦不堪言。他带头捐俸赈恤，使灾民赖以生存。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王龙泽卒。】

看来，王龙泽还是为民做了好事的，历史自有公论。这也可说是为啥有宋臣要归元入仕。

但为何宋降臣留梦炎却遭骂名，以至明代还累及后裔，不准参加科举。

窃以为：作为南宋最后丞相的留梦炎，抗元无术，对贾似道奸臣当权也不敢抵制。对文天祥等的抗元主张也置之不理，坐失最后机会。在朝即不同政见者也，这其一。二是，文被俘在京，元廷劝降不成，忽必烈爱其才和骨气，在一班汉臣的劝说下，已准备让文以出家入道的形式（此可见“道“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释放文。在征求留梦炎意见时，留说：放了文天祥，他回江南又组织反元怎么办？（私下，又置我们这般降臣于何堪。） 忽必烈犹豫间同意杀，又反悔，可文已被处死了。 可说，留成就了一代忠臣，假若文不死，而出家做了道士，最后若归朝入仕，历史可能就不是现在这写法了。汉儒愚忠，历朝君王最想之啊。但民族气节，确是我们老百姓最看重的。

忽必烈对状元情有独钟，凡金、宋的状元，只要为他服务，忽必烈都给以了高官厚禄。如：王鹗、留梦炎、王龙泽等等。

后来仁宗不顾蒙古贵族反对，重用（也仅在文化部门）厚待赵子昂，是因赵撑得起门面啊。

【赵孟頫(fǔ)(1254年10月20日 -1322年7月30日 )，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其父赵与訔曾任南宋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亦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将赵孟頫引见于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赞赏其才貌，两年后任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元贞元年(1295年)，回京修《世祖实录》。

延佑三年(1316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仁宗待他甚厚，只呼其字而不呼其名，在与侍臣谈论文学之士时，把赵孟頫比作唐代李白、宋代苏子瞻，称赞他品行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又精通佛学及老庄之学，这些都是人所不及的。

有人想离间仁宗与赵孟頫的亲密关系，仁宗不加理会。既而又有人上书，奏请朝廷不能让赵孟頫参与编修国史。仁宗说:"赵子昂是世祖皇帝选拔的重臣，朕特加优待，让他在馆阁从事著述，传之后世，你们还罗嗦些什么?"赐赵孟頫钞五百锭，叮嘱侍臣:"中书总说国用不足，这笔赏金他们必不肯付与，可从普庆寺库存中支给。"赵孟頫曾数月不至宫中，仁宗问左右，都说赵孟頫年老畏寒。仁宗令御府赐与貂鼠皮裘。

赵孟頫原是因程钜夫的举荐而以兵部郎中起家的。后来钜夫任翰林学士承旨时辞官归家，朝廷以赵孟頫代之。赵孟頫就任后，先去拜谒钜夫，然后再入翰林院视事，当时传为士大夫的佳话。

鉴于元廷内部矛盾重重，赵孟頫便借病乞归。延佑六年(1319年)，获准南归。仁宗又遣使催他回朝，因病未能成行。至治元年(1321年)，元英宗遣使到赵孟頫家中，命他书写《孝经》。至治二年(1322年)六月病卒，年六十九岁。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故称"赵文敏"。著有《松雪斋文集》等。】

重用如此人等，其影响，不言而喻。但纵观有元一朝，汉人、南人，有作为者，也大都在文化部门。但能官至“从一品” ，又有几人？

看看翰林国史院，集贤院等一部分文官的官品位：

正一品：                                       从一品：翰林国史院承旨，集贤院大学士。    

正二品：翰林国史/集贤院学士。                  从二品：翰林国史/集贤院侍读/侍讲学士。

正三品；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                 从三品：翰林国史/集贤院直学士

正四品：奎章阁学士院供奉学士。                 从四品：

正五品：翰林国史/集贤院待制                    从五品：奎章阁学士院参书，儒学提举司提举。

正六品：都路提举学校所举      

 从六品：翰林国史/集贤院修撰。  著作郎。   文散官：儒林郎、承务郎

正七品：国子学/太常礼仪院博士， 太史院保章正/灵台郎， 著作佐郎、秘书郎、

上州判官、下州同知、中县达鲁花赤/县尹。   文散官：文林郎、承事郎

从七品： 翰林国史院应奉翰林文字。  儒学提举司副提举。    文散官：征事郎、从事郎

正八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检阅/典籍。   国子学助教/教授。   太史院保章副/掌历/校书郎。

大都留守司管勾、校书郎、辨验书画直长、

录事司达鲁花赤/录事。     下州判官、詹事院管勾/照磨    文散官：将仕郎、登仕郎

从八品：文散官：将仕佐郎、登仕佐郎

正九品：儒学教授、蒙古教授。

从九品：翰林院/太常礼仪院/太史院/盐场管勾、太史院学正。

可见元朝官本位，等级森严。史载，翰林院上层“从一品到从三品”除极个别汉人任职外，基本是由蒙人任职，而且还可出入各台省。而汉官，就没有这一说了。中间只设“五品待制”，“从六品修撰”。最后下层“从七品到从九品”都有官置。好一个典型的细腰金字塔。

这也清晰的反映了和元王朝一贯的民族歧视用人政策是一致的。

史料称，元朝可说比历史上哪个王朝都要尊孔，加封的桂冠也特高。但那只是一个政治秀，只不过是为了笼络安抚儒生，好为大元服务。而实际上蒙古贵族是瞧不起汉儒群体的，认为迂腐，时被列为第九等人（怪不得，十年文革动乱，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这可能不无道理，值得反省。元朝除大办蒙古字新学外，也大力兴汉学。但办学者地位不高，要想当一个“教授，”不费十多年功夫，不通过层层考试，是不得行的。

仁夫公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说明。

“翰林”一词，似乎在人们心里特崇高，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崇尚知识，敬重文化人。这正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翰林”的认知上，可能大家理解上不同。科举和“翰林” 挂上了钩，特别是明清以来，中进士、点翰林，无上荣光。进士进翰林，至少七品。

而元朝翰林院，从上面官阶看，它可不是和几品官挂勾的。你学识文才达到了标准，可以进翰林院，但是几品官，那又是另一回事。若果这样理解，我们或许能搞清仁夫公的翰林是怎么回事了。

仁夫公在《龙氏宗谱记录》中自述：“至元间，从师泰和，时奉诏求贤，泰和荐予归朝，屡中首选。”

当年（1286）程钜夫带着元世祖第一次用汉文诏书，到江南寻访人才，推荐了赵孟頫等二十多位饱学之士，其中就有仁夫公，史载，其都为元世祖擢用。

可能因为仁夫公无前朝功名，也印证了他在《宗谱记录》中的自述：“宋末科废，天朝混一海宇。”改朝换代之际，宋末科举废了，他无缘参加科考了。故才有他自述：“泰和荐予归朝，屡中首选。”说明元朝廷用像他这无功名的人，是通过了层层考试选拔的。

“屡中”明确说明了多次考试都中了。《永新实录》和《武陵显仕实录》都补充细化为：通过“三试”。 永新南城村《龙氏族谱》中也“吏部初试……”的记载，不无道理，

“三试”，或许当年就是按科考进士的程序进行的，但是并不是正规的科考，故无科举的名份。可以说，仁夫公不是进士（名份）的进士（实际）。

而“首选”可两解：或每次考试都是头名。或“首先选为”甚么甚么。

仁夫公以文才学识选进翰林院，在翰林院做过事，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打个不大当的比方：

如当今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进了这个人大或政协，难道还不叫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至于在人大或政协里任啥职务，那是不是另一码事呢？

同理，进了“翰林院”不叫“翰林”，难道他是以“炊事员”或“清洁工”身份召进去的？

仁夫公不在翰林院干一阵子翰林该干的事，能得到“清华才子”的美誉？能受到程钜夫的赞赏？赠“翰苑菁华”之匾？

多少了解点元史的人应知道：“清华”就是指的“翰林院”，也叫“白玉堂”， “翰苑”也就是“翰林院”别称而己。

至于“观政”之说，不知元代有没有“观政”制度。能见之文献的是：“观政”一词，始于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三月——“明代进士观政之制。”就是正式当官前的见习、实习。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永新龙氏实录》这篇是龙氏后人补充完善之作。但从这可看出，仁夫公在翰林院未任职，前人是实事求是的反映，可能是以明朝时的认知作比。

至于“将仕郎”（《武陵龙氏显仕实录》落款），也恰好说明仁夫公职位还低。“将仕郎”，隋始置，唐宋为文官第二十九阶，即最低一阶，从九品下。为文散官。金升为正九品，元升为正八品。这或许说明了仁夫公离开翰林院，是以文散官八品“将仕郎”身份搞兴学办教的。

至于“翰林承旨”，作为“从一品”要员，史上不会不留下痕迹，那怕是追赠追授。虽可见仁夫公退休之际在京城，退休后又侨居在外，但不见实在的史料反映有此授职，此说能否成立，是得质疑。除非是拿出了真凭实据。若仅是从龙氏族谱传闻于世，“存疑”为妥。

纵观有元一朝，蒙古贵族统治者虽实行严酷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但同时为了缓和民族矛盾，特别是缓和南人的对抗，顺应欧亚大一统，发达海陆交通，广建驿站，大力中外贸易，促进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在思想、文化方面，兼收并蓄，包容中外各种宗教、文化。对佛教和道教，推崇备至。大力尊孔，大办儒学，促进各民族交流融和。翰苑儒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普罗大众、市井文化、戏曲小说……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发展。这些，都值得今人好好总结，实事求是评价。

仁夫公一生，不重名利地位，脚踏实地，兴学办教，同时，埋头勤学苦钻，1321年《周易集传》问世，仁夫公传道讲学，见解独特，盛行于时。

只不过，可能仁夫公在翰林院一未任职，而时间又较短，又没有大的故事发生，故不见史传。再有“仕元”问题，明请两朝的人不少纠结。但仁夫公为有元一代名儒，教育家、文学家、诗人，道学之宗，这都在历史上刻下了重重一笔，散见多处文献史料。今人也大声疾呼：仁夫公在有元一代的文学地位不可忽视。

作为龙氏后裔，更不必为其名空耗精神，如何认识和发掘仁夫公为传承华夏传统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才是我们作为龙的传人该发力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