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中共领导人身边工作的
贺州人—龙氏兄弟

龙业鼎、龙业鼐是贺街镇西南村龙家寨人，早年随父亲龙贵谦居于广州市。龙氏五兄妹在青少年时期，个个天资聪慧、机智过人，每人还练就了一手苍劲的毛笔字。他们思想进步，容易接受新事物。1919年，当“五四”运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时，龙是兄妹与全国广大青年一样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去。192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的龙业鼎，又名龙舜琴（1899）5月出生）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和传播者。1920年在新思想的影响下，1922年，经同学范鸿劼（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黄日葵（中共党员）介绍，龙业鼎参加了由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主要创此人、领导人）、邓中夏（中共二大委员会委员、职工运动为员会书记、中华全总党团书记））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有组织、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研究会里，他得与李大钊先生接近，他的思想、观点和对时局的看法得到了李先生的赏识，李先生对他启迪不少。1923 年，经李大钊、范鸿劼介绍，龙业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工作是与李大钊先生一起从事学生运动。翌年经李先生介绍转为中共党员，为候补党员。入党后，他继续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创办贫民学校。北京大学成立党支部时，龙业鼎任北大党支部书记。1924年5月，张国涛在北京被捕，党团组织暴露，李大钊等领导人被反动当局通缉而先后离开北京。龙业鼎因介入罢工运动，同年也被军阀吴佩孚逮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后出狱。因为龙业鼎学的是外语专业，又与李大钊、李维汉（中共领导人，三大代表、委员）比较熟悉，1925年春，党组织派他给随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3月，鲍罗廷介绍他到天津苏联领事馆当翻译。

1925年上半年，广东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已经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地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5月8日，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成立。中央局决定临时委员会由中央委员谭平山、技术委员周恩来、罗亦农和粤区书记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及苏联顾问鲍罗廷5人组成。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指导广东一切实际工作。龙业鼎是南方人，加上他一直跟鲍罗廷、谭平山工作，于是中央决定派邓中夏、恽代英、龙业鼎、前往广东工作，从事工人、学生运动。同时筹备第二次劳动大会。龙业鼎回到广州后，先是接受区委穆青（中共广东特别区委负责人）同志的指导，和区梦觉等同志筹建中国济难会。在广州，他们到各地深入群众，在工人海员中宣传革命思想，开展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加快了党团和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他还把自己的弟弟龙业鼐、龙业鼒等介绍给邓中夏、周恩来、李维汉、邓颖超等同志认识。

    南下广东后，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我党为了改造国民党，便派了一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龙业鼎此时也被派参加国民党的行列，并参与组建广东贫民教育委员会、举办贫民夜校，开展贫民教育活动。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机关设在广州。劳动大会后不久，龙业鼎的工作就在济难会，后到海员工会工作。

   1925年6月，中共广东区执委和全国总工会在穗、港两地发动省港工人大罢工。龙业鼎积极参与了组织发动大罢工运动。在组织发动工人进行省港大罢工的同时，他积极发动在广州工作、学习的贺县籍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广州大革命运动。1922年至1926年在广州学习和工作的贺县籍青年黄仲理、龙业鼐、龙业鼒、龙锦雯、黄一平、古天民、汤有雁、黎竞豪、廖觉民等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将有关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传入贺县，对推动贺县革命斗争起过积极的作用。“6.23”沙基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省港罢工，龙业鼎接受党组织的委派，经常来往于省港之间，为罢工筹集资金。

   1926年2月，龙业鼎随鲍罗廷、谭平山到北京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代表12名，共产国际代表拉罕和鲍罗廷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时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责任决议案》以及中共中央地址问题、国民党工作、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等决定。会议认为，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在此过程中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龙业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拉罕和鲍罗廷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们在北京等地处理完一系列工作后，于5月再次回到广州。龙业鼎回到广州海员工会工作。1926年底，他被调到香港还员工会工作，任省港海员工会委员会秘书。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收捕共产党人，龙业鼎受到了国民党的通缉追捕。为了保存实力，党中央派龙业鼎随广东省委机关撤去香港，建立海员工会，作为省委机关联络站，负责掩护和联系从内地撤退去香港的中共党员。初时，海员工会还可以在香港公开活动，龙业鼎利用海员工会秘书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建立了省委机关，负责与从广州撤下来的人联系。同年秋，香港政府为了驱逐所谓的“危险分子”出境，香港海员工会也被英帝国主义查禁取缔。党的机关也被破坏了，广州革命陷于低潮。龙业鼎在香港不能活动了，他回到广州，辗转汉口、上海都无法找到党组织，后由于害怕白色恐怖，立场不够坚定，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离了组织。

龙业鼐，化名龙嵩秀、龙松涛、梁月来等，1905年12月24日出生。龙业鼐1922年就读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他在读书期间，大哥经常寄些进步书刊回家，他深受大哥影响，阅读马列主义理论，接受新文化和进步思想。大革命时广州是全国的革命中心，一批宣传马列主义新文化的进步书刊如《劳动者》、《群报》、《青年周刊》等陆续出版，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报《向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的《中国青年》等更是成为各地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新学生社”、“广东总工会”、“工人互助社”、“华侨工业联合会”等革命群众组织相继诞生。工人、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示威游行。龙业鼐力主革命，始终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头。1924年他被选为省立二中学生会主席，同年经该校校长、中共党员黎越廷介绍加入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党中央调一批同志到南方各条战线搞工人、学生、农民运动时，龙业鼐都积极参加，而且成为带头人。他还与哥哥一起积极发动在广州学习和工作的贺县籍青年参加广州大革命运动，组织“贺县留穗同乡会”，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家乡宣传马列主义和爱国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受党组织的委托，龙业鼐与其弟龙业鼒、龙锦雯一起主持了童子团的工作。上海“5.30”惨案发生后，中共广东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广州的学生纷纷声援，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龙业鼐肩负着党的使命，为了支援罢工他四处奔跑，组织和发动学生走向社会举行示威、发表演说，张贴标语等。6月23日这天，广州各界群众反帝情绪进入了高潮，他们在广州召开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龙业鼐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给工人、学生们极大的的鼓舞。会后，各界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路经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路时，遭到沙面租界内英、法帝国主义开枪射击，酿成骇人听闻的“6.23”沙基惨案。龙业鼐身染鲜血，冒着枪林弹雨，领导学生参加救护工作。“6.23”后，他以更高昂的革命热忱投入新的战斗。同年暑假，他接受“新学生社”的委派，偕同黄仲理等回到贺县。在莲塘、贺街等地多次召开群众大会，他手持血衣，登台演讲，愤怒控诉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行径。他还介绍黄一平、故天民等一批进步青年赴广州投靠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参加大革命运动。

1925年秋，龙业鼐中学毕业，他拒绝了家人叫他继续升学的要求，完全投身到革命工作中。此时他经哥哥龙业鼎的介绍与党中央派来加强广东工作的领导人邓中夏、周恩来、李维汉相识，因这些同志不懂广东话，他们讲话时便请龙业鼐进行翻译，他为毛泽东、刘少奇、恽代英等领导翻译过，更多的是为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进行翻译。他们发表讲话时，他就做速记，后整理成清稿，还经常将这些清稿在刊物上发表。当时龙业鼐的家离毛泽东、刘少奇、恽代英的住处很近，所以他常有机会与这些领导人接触，聆听他们的教诲。尤其是邓中夏、李森夫妇，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几乎成为龙家的常客。龙家的人也经常到周恩来家向邓颖超请示、汇报工作。龙业鼐则直接受邓颖超的指导，这些都对他影响颇大。1926年，龙业鼐转为中共党员。经过多次的考验，党组织派他给邓中夏当秘书，后来他又当过陈延年的秘书。他给邓中夏当秘书时，重点是作海员工会的工作。省港大罢工后，他极少回家，他的工作非常忙，经常往来于各个工作点，惠州会馆、海员工会和豪贤街一处叫做“大观园”的房子，这是广州童子团所在地。党组织的许多宣传资料、书刊都在这里印刷。

    1927年春，国民党开始反共，制造事端迫害共产党人。春节后数天，共产党员丁鸿鹄被捕叛变，出卖了一些共产党员，丁鸿鹄还亲自带特务到龙家捕人，说这里是共匪的“窝点”，当时龙业鼐正在“大观园”内工作，家中设法派人去给他报信，龙业鼐等同志得以脱险。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与一批领导同志撤退到香港。特务们扑了个空，但他们誓不罢休，把他家里有用的东西尽数搜走，还在他家附近设置了监视点。3月末，丁鸿鹄再次带特务前来搜捕，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的弟弟龙业鼒也是一名勇敢的青年战士，在国民党反动派清党时惨遭逮捕杀害，牺牲时年仅18岁。4月，龙业鼐受党组织的指示，与邓中夏、陈延年、沈宝同、区梦觉、苏兆征等领导人前去武汉筹备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结束后，龙业鼐留在武汉党校受训。9月，他离开汉口潜回香港活动，11月底他回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随邓中夏去到江苏扬州，继续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他的行踪被一个县府内的特务队长发现。1931年，龙业鼐又与沈宝同被迫离开江苏扬州前往广东英德。1932年他到达到台山，在那里他以田亩调查员的身份开展群众工作。此时，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3年中秋节期间，他又去香港寻找党组织，无果，他又回到台山。11月8日，龙业鼐在开展工作时，被叛徒丁鸿鹄发现，他带着一帮军警前来搜捕，并以陶芳名片求见来引出龙业鼐。龙业鼐上当被捕，后被押送军法处。在狱中，他备受摧残、折磨，每次严刑逼供，都逼他说出省委机关和共产党员的下落，但特务们均一无所获。党组织多次出面营救均无效果，他被判刑入狱移押广州。在狱中，他宁死不屈，写下了100多页的《遗恨千秋》一稿。在广州监狱，他继续遭受严刑逼供和拷打、钉钉子等酷刑，整个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加上他身染疾病，又得不到医治，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党组织获得这一消息后，通过唐生智等20多人出面保释，国民党当局看看在龙业鼐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只好同意他保释就医，这是他已经奄奄一息，不日即病逝。